以下是董鉴泓先生对学刊的回忆录

《城市规划学刊》半世纪经历

现在已荣获三个并列的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城市规划学刊》是原《城市规划汇刊》在二○○四年改名的，原本是创刊于一九五七年的《城市建设资料汇编》。这本刊物从无到有，从一本油印不定期刊物到现在发行量近万，全彩印，在城规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也算是我及本刊同仁在同济半个世纪中的一个贡献吧！、
    我本人对办刊物情有独钟，一是我认识到一个学术单位办刊物的重要性，二是我对办刊物有爱好。解放前的学生时代，我就是《北极星壁报社》的社长，同济工学院壁报联合会的主席，及解放初《同济人报》的总编，在原建筑系，除主编《城市规划汇刊》外，我还与安怀起、王绍周创办过《建筑文化》即现在《时代建筑》的前身。
    一九五六年成立城市建设系，组织上调我去担任党组织的书记，同时由建筑系调过去的有徐循初、李铮生、史祝堂等，一九五七年就创办了《城市建设资料汇编》，是油印本，封面的刊名是史祝堂刻了图章，加盖上去的，我任主编。第一期就有我一篇关于南京市道路系统的文章，印数不多，也发表苏联专家都拉也夫的讲讲稿，不定期出了五-六期。
    一九五八年建筑系被撤销建制，建筑学归入建工系，城市规划专业归入城市建设系，这本刊物改为铅印，并改名为《城乡规划资料丛编》，又出了几期。一九六三年城规专业又回到恢复的建筑系，这本刊物曾中断。“文革”后，城规专业被“砸烂”、教学、科研停止，更谈不上出版刊物了。
    “文革”结束后，城规教研恢复，金经昌先生与我又恢复教研室正副主任，我即开始与大家商量恢复《城市规划资料汇编》大家都很支持，陈运帷同志更积极参与。在北京开会时，认识了石家庄市城建局长吴同敏，该市工业较发达，三项费用提出的城建费有八千万元，我争取他给予经费支持。在一九七八年正式复刊，每期由陈运帷带着稿件乘火车去石家庄市编排付印。当时为了节省发行费，未交邮局发行，动员教研室全体同志，分工一个人负责几个省市，包装写名字寄发。
    当时石家庄还同时资助《城市规划》杂志的出版，约在八○年，吴局长说他们负担太重，我又找到南昌市规划处资助了一段时间，后又商得浙江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出版了一段时间，一九八六年才由学校收回，改名为《城市规划汇刊》并交邮局发行。学校拨的经费只有几万元，我们又设法采用争取协办单位的方式，争取一些大的规划设计单位协办，这些单位多由城规专业毕业校友负责，凭这种关系，争取资助这种方式也成为我们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且延续至今，并通过除了规划设计单位外，增加高等学校参与协办，目前已有九个高等学校，包括城市规划专业方面的主要名校。
    由于我们背靠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同济大学城规专业队伍，稿件质量有基本的保证。我们又明确高校办刊物的定位，强调刊物的学术理论性、前瞻性、创新性及学科交叉，在诸多城规专业刊物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在同行中确立了地位，目前已进入良性循环，稿源充分采用比达到10：1，发行量增加，经济状况也好转。我们尊重作者原稿，文责自负，不论资排辈，不论门第、强调唯才是举，奖励先进及青年。
    一九九○年后几年，我主要在海南同济大学设计院工作，《汇刊》主要由陈运帷及沈淑云同志支撑，我也把向学院交付的费用拿出一部分资助刊物的出版，一九九六年后我又全力投入《汇刊》的工作。
    刊物注意不搞商业化，不收版面费，也不登与专业无关的广告。原先经费较紧，我们也注意包装及版面的朴实无华，现在经济情况较好，也增加了版面，提高纸张质量，并改为全彩页。
    在二○○四年决定将刊名由《城市规划汇刊》改为《城市规划学刊》并在改名之际由金经昌基金会举办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今年已举办第三届,学术影响日益扩大。
    刊物较长时间是“三无”即无经费、无固定编制、无专用办公场所，由我及陈运帷兼职编辑不另加工资，原总支书记沈淑云离职后参加分担行政事务等工作，并有了很小的办公室。一九九九年开始争取到人员编制，并引进了王雅娟博士，后又增加了黄建中博士，学院C楼建成后，又有了较大的办公室，并聘了几位人员，各方面的条件大为改观。
    刊物的学术地位也日益提高，二○○四年开始有了三个核心的称号，在土木建筑界的八十二种刊物中的各项影响因子中排列第三，我任此刊主编已半个世纪，在有生之年我将为此刊物努力发余热，这也算是我在同济生活六十年中的一个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