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生存空间》社会文化篇
杨 东 平
一、城市和乡村
当中国的人口正在不祥地迈向13亿之数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农民队伍也一直在同比例地增长，从50年代的4亿，增加为90年代的9亿。没有多少中国人对这一事实产生过怀疑，尽管他们知道、看到每一个车站、码头都挤满了汹涌的民工，每一个城市都布满了他们的身影。因为所有城市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那个安徽人虽然已在他家附近的街角上钉了十年鞋，但他不变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众所周知的不合理的事情之一。直到改革开放十八年之后，才终于有人出来给中国农民一个"说法"。199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个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作为职业概念，农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6亿，其中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达1.2亿，进入城镇的达8000多万；真正从事农业的农业劳动力为2.5亿。以此推算，包括赡养人口在内，我国真正的农业人口只有4.8～5.3亿，而非通常所说的9亿。
社会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而不是增多。这个安徽的鞋匠已经不是农民，虽然按现行的城市管理规范，他仍不能算是城里人。
城市化：20世纪的进程
在本世纪初，世界人口的14%居住在城市，而到90年代，城市人口已达42%，全世界有21亿人生活在城市。这个趋势仍然呈强劲的增长之势。在下个世纪，全世界将有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中国是世界城市的发源地之一，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早期城市。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伴随着近代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变革，城市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城市的面貌开始日新月异。
本世纪初的巨变造成城市人口的激增，这既是因为城市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也由于战乱和农村的凋敝使众多的难民、流民进入城市。天津市的人口1900年为32万人，1912年达到83.7万，增加1.6倍。上海市在1910年有107万人，到1920年则达到248.2万人。民国时期的1919年，当时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是上海和广州2个；50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等7个；25至50万人口的城市有成都、南昌、佛山、宁波等11个；10至25万人口的城市有潮州、沈阳、西安、长沙、哈尔滨等30个；人口5至10万的小城市有90个，包括青岛、长春、大连、太原、贵阳等等；人口2.5万至5万的城市有192个，包括郑州、兖州、齐齐哈尔等等。
抗日战争之前，是中国经济和大中城市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30年代初，上海人口达到350万，天津达到150万，广州为105万，大上海的崛起及繁极一时的海派文化，成为一个标志和象征。
城市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作为一个富有魔力的大熔炉、大舞台，吸收了多少人的梦想和才华，演出了多少感天动地的悲喜剧。无论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从古到今，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上，它始终是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开放的空间，从不拒绝外地人和乡下人--因为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城市人。
到本世纪50年代，城市的这一基本特征在中国发生了变化，从而整个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以上海为例，1949年以前，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外地人口迁入是上海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50年代初期仍有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1951年至1954年，每年仍净迁入21万人。从1955年起，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造的方针，动员城市人口疏散和部分工厂内迁。1958年，开始实行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此后，基本是迁出大于迁入。外地人进入上海的流动被截止了。
在新的体制中，通过农业的积累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的计划经济，逐渐形成后来被称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和"身份制度"。大城市的人口流动被严格地控制和遏制。通过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婚姻制度，城市人逐渐成为一个被国家保护起来的特殊利益群体，与农民构成一种不可更易的对立。城市和农村被严格地区分开来。
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决策；另一方面，大致从50年代末起，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边疆，也逐渐成为一项既定方针，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1968年下半年起，遍及全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在1968年、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全国"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460多万人；在1974年至1976年的第二次上山下乡高潮中，下乡近600万人。包括此前和此后，从1966年下半年至1978年底，12年中共下乡1623万人，平均每年下乡135万人。广义地看，这一运动还应包括60年代末67.9万名"老五届"（1965～1970届）大学毕业生以下基层、下厂矿、下农场为主要去向的毕业分配。
今天，我们已不难认识，虽然城市被新的意识形态视为革命化的对立物--"资产阶级大染缸"；但这场以"缩小三大差别"、"建设新农村"为号召的群众运动，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改造运动，如当时宣传的那样。它的真正动因，正如"文化大革命"前数次疏散城镇人口、知识青年回乡，无不伴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职工队伍超编、城镇严重的就业问题等等，是对经济生活紊乱、城市管理失调的一种别无选择的对策，是安置几百万毕业生就业和稳定城市秩序的治乱措施。它不是以农民的知识化、乡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目标，因而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向。
人为控制城乡人口迁移的政策实行了30多年，其后果是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和社会观念上扩大了城乡差别；同时，在农村积聚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且遏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了无生气的时期。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和遏制城市的方针下，城镇人口的比重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从1949年的10.6%提高为1978年的17.9%。
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也是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存空间。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乡转移，以及1984年以后政府重新规定了建镇标准，致使城镇人口剧增。80年代的城市化程度，从1980年的19.39%上升至1990年的26.41%。
在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争论：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这被圈内人戏称为"羊拉屎"还是"牛拉屎"之争。80年代城市发展的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到1989年12月，这一政策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放松了对大城市的过分限制，削弱了计划经济的色彩。大城市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表明我们正在走出此前的误区。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渤海湾、京津唐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密集的城市地带。1992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27.63%；到1995年底，我国设市城市已达640个，建制镇17000个，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3.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29%，比1978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至1997年5月，中国的城市已达666个，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75个，中等城市192个，小城市399个。有关部门预测，到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35%左右，城镇总人口将达到4.5亿。也就是说，将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
谁是农民，谁是外地人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对那些冲破体制束缚而自由流动的劳动者，我们一直有一个极其贬义的蔑称：盲流。记得70年代我在黑龙江省下乡时，就见识过这些没有户口、居无定所，靠出卖体力干零活挣钱的盲流。现在想来，他们正是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精神的80年代农民解放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乡下人是不许在城里久留的，更不用说就业。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和社会升迁，只有两个狭窄的途径：上大学或参军。此外，还有少数人作为保姆进入城市工作。对许多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们，"农转非"、吃商品粮曾是个激动人心的梦想；围绕这有限的指标发生了种种冲突、争夺、阴谋和较量。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终于打破了实行多年的城乡隔离的政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当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长期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以及保护农民进入城镇从事经济活动和为其提供方便。这是一个将载入史册的里程碑，它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给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随着农村改革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农民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市。每年春节前后，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的"民工潮"，构成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这是一个悲壮的进程。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形成汹涌的人流，挤满每一个车站码头，开始纵横几千里跨地区、跨省市的艰苦备至的流动。长途旅行中不仅有病痛、饥渴、冻伤、踩伤；令人难以忍受的拥挤、混浊和高温，甚至导致人的精神异常和分裂，造成多起惨剧。
据调查，1995年，农村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7000万人，其中的36%（即2500万人）进行跨省流动。曾经为我国的工业化作出重大牺牲和历史性贡献的中国农民，开始从城市和工商业获得收益。目前在北京、上海，包括民工在内的外来流动人口每年均达300万之多。我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离土不离乡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职业的农民有1140万人，离土离乡常年外出务工的有1000万人，走出国门的有1万多人。1994年全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汇往家乡的劳务收入达100亿元以上。"川军"途经之处，无不成为"民工潮"的"风口浪尖"。
1980年，北京市的外来人口约20万，以公务出差和访亲探友为主。而据北京市1994年11月在全市范围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当时全市户籍人口1062.8万人，而流动人口达329.5万，接近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城区人口的二分之一强，居全国大城市前列。流动人口中，来自外地农村的259.6万，占78.8%，主要来自四川、河南、安徽、湖南、江西、河北等地。其中15～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成，据说约占北京市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
"农民进城了！"这曾是本世纪上半叶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中，城市统治者的惊恐呼声，也曾是五六十年代城市人的滑稽戏中戏谑调侃的基本主题。现在，它成为许多城市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并引起不同人群、不同部门之间激烈的争论。面对周围日益增多的衣冠不整、身有异味的外乡人，心情复杂的城市人被迫确定自己的态度。
据1996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8个城市的调查，33.3%的市民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采取平常视之、熟视无睹的态度，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25%的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员持"同情"的态度，因为他们"能吃城里人所不能吃之苦，受城里人不能受之累"。此外，16.5%的城市市民对他们持"讨厌"、"看不起"的态度，对他们最主要的负面评价是"不利于社会治安"。有意思的是，女性对农村外来人口的评价明显低于男性，认为"这是一件坏事"的女性比男性高8个百分点，而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的女性比男性低约10个百分点。
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对社会秩序、治安和卫生环境等远比男性更为敏感。
1996年，北京商情咨询公司对北京市民的调查，认为北京市存在的社会问题中，严重程度依次是收入差距（92.3％）、外地人影响社会秩序（91.4％）、环境污染（85.2％）、交通状况（82.8％）、物价状况（76.0％）、失业状况（62.8％）、治安状况（50.9％）。城市市民对在京打工的外地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看得如此严重，是耐人寻味的。
也许不能不说，长期以来在国家保护主义下形成的身份优越感也在自私地起着作用。许多城里人说不出口的话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你们怎么也来了？看你们把城市搞得又脏又乱。只有当每年春节民工大量返乡，以及整治城市环境、清理外来人口时，他们才明确地意识到，离开他们，城市的功能已变得残缺。其实城市形成的历史、城市的基本属性就在于移民化--正是移民化的优势造成了城市的巨大活力。在那些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身上，不难看到我们祖辈的身影，仅仅在一二代之前。
北京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如果以出生地作为判定"本地人"的标准，那么符合这一标准的北京人只有70.4%，上海人为86.7%，沈阳人为88.7%，广州人为90.3%，成都人为93%。
一系列调查显示，走进城市的民工，是农村中知识化程度最高、观念最先进的群体。云集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外来工、外来妹，平均年龄仅22岁，其中18～22岁的占63.2%。他们当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5.9%，初中程度为66.1%，小学程度的占17%；而全国农村15～30岁人口的上述比例分别为9.1%、47.9%和42.9%。农民工走进城市的目的也很不相同，其中21.3%的人因家庭贫困、需挣钱摆脱贫困；30.6%的人因家乡无地可种，无活可做；42.2%的人则是不想当一辈子农民，想外出闯一闯，自我实现，"潇洒走一回"。此外，还有23%的人是由于高考落榜等各种具体的原因而离开农村。可见，在这些走进城市的年轻人中，图发展已是第一位的目标，其次才是挣钱。
当年青的农民工走进城市，在建筑、道路、环卫等各种又苦又累的岗位上安营扎寨时，也把城市人久已丢失的中华民族勤劳、刻苦的劳动精神重新注入城市的血脉，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着一种刚健强劲的精神资源。
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曾做过两期与此有关的节目"家庭服务员"和"打工在北京"。外地打工者的心态溢于言表："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就是因为他生在北京？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我敢于和他们竞争，我认为我干得比他们更好！""为什么北京人老想挣大钱老挣不着钱？因为当他们在想的时候，钱被外地人挣走了。"事实上，外地打工者的概念比民工要宽泛得多，许多人仅从外表已经看不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当中有个体经营者、商人、演艺人员、记者、摄影师、文学青年等等。他们有的潇洒地"混在北京"，有的激奋地宣布要"占领北京"，并且援引历史证明北京总是被外人所占领；有的劝说城市人不要那么介意：我们早晚会走的，只不过来学一些本事，长一点见识。
确实，由于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城市目前还没有能力长期接纳安置他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要返回乡村。中央电视台的编导陈晓卿讲了一个令人颇为伤感的故事：他所采访的一位来自安徽的小保姆，在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带孩子，并学习许国璋英语、英文打字、电脑等等，得了许多证书。当她23岁不得不回乡结婚时，已经不再看得上农村的小伙子了。她每天在家干着粗重的家务活，但把自己的房间布置的与城里人一样，墙上挂满了她获得的各种证书，在劳作之余默默念着自己的英语。
她的故事已经和《人生》中的高加林很不相同了。这是中国农民走向文明过程中，千千万万个正在上演的小小悲剧之一。
文明的冲突：城市和乡村
关于中国的城乡关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最熟悉的语言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新的一轮城乡冲突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潮流已势不可挡，但巨大的城乡差别造成的偏见短时期内仍难以消除，陈旧的城市管理远远滞后于这一新的发展。
虽然农民获得了某种"迁徙自由"，并且在市场化的流动过程中获得了真实的利益；然而，他们要获得相应的公民权利、民主权利，恐怕还有漫长的过程。调查显示，围绕民工进城的评价与教育程度显著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越倾向于理解、关怀民工；而城市有关管理部门对民工的负面评价则远比市民更高。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基本是被动、防范、警惕和排拒的。一位学者笑谈，他参加过城市流动人口的研讨会，与会者多是公安、司法部门的。事实上，我们的城市多年来从没有"流动人口"的概念，有的只是"盲流"和"流氓"。城市没有为他们汹涌的到来作好准备。外来流动人口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很少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与城市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他们基本不与当地人交往，更不与当地政府搭界。
他们被称为是一种"边缘人"，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在体制意义上的边缘，以及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对于不少已经举家进入城市、"安营扎寨"多年的外地民工，他们已经不打算再回到乡下，甚至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然而，无论是城市人还是他们自己，都不会视自己为城里人。研究表明，那些较低层次的打工者，更多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他们与城市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同化"过程。他们在接受普遍的城市文化（如举止、服饰）的同时，逐渐形成着自己群体的亚文化。而那些城市中外来的"投资移民"、条件优越的"高级打工仔"，他们对城市的态度就更为特殊。他们内心是看不起养尊处优的"城里人"的。一位已经在北京买房安家的温州老板直言不讳：可以住在北京，让女儿在北京上学；但是，不会允许她将来嫁给北京人。
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形成自己的社区。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和大都市中一道特殊的风景--都市里的村庄。自发形成的、主要建立在血缘、同乡关系上的自组织的民工社区，无疑有诸多不足，不仅脏、乱、差，甚至成为法制之外的真空地带。然而，正如各种"非法劳务市场"总是"屡禁不止"一样，对外来人口、民工社区的一次次整治、限制、清理并没有使其消失或萎缩，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是城市化、市场化这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力量所驱动的。也许，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文明何以尚不足以吸纳、改变他们，甚至放弃了这一功能，从而将城市社区退化为乡村？
民工子弟的就学就是突出的例子。在深圳、广州、北京等地都出现了民工自发举办的民工子弟学校被主管部门视为非法、加以取缔的事件。城市似乎还没有想到也应当为这些外来人口服务，因为他们已经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们也有平等的权利，例如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仅孩子难以在城市就学，民工本人往往也缺乏相应的劳动权益保障，更不用说医疗和养老保障。一有"风吹草动"，首先将他们清理出去。上海、北京等城市都对外地来京人员的工作范围作出严格的限制，确定十几种职业类型外地人不得从事--那些白领职业是严格禁止外来人员涉足的。在这里，保护城市人的就业机会成为优先的考虑。正如有关研究显示的，作为一个受管理的群体，他们对管理机制、决策的形成没有任何参与权和发言权，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城市的公共资源、社会服务系统，例如就业信息系统和培训系统从未对外来人口开放，他们只有通过老乡、熟人获得就业机会。然而，如果我们不是把城市变成一所大学校，在诸如职业介绍、技术培训、基础文明的培养、劳动权益的维护、教育、医疗便利等等方面对数以千万计的进城民工进行帮助、引导、管理、服务，这部分功能就会被地痞流氓黑社会势力所取代，这对城市无疑是一种灾难。c
50年代初，当长期征战的工农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时，曾提出过这样的命题：谁改造谁。今天，我们似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当然其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两种文明正在每一个城市尖锐地冲突。如果我们不是以更先进的城市文明提升、改造流入城市的乡村文明，将每一个进城的农民逐渐转化为城市人；那么，我们现存的并不坚实的城市文明将会迅速地被农村文明所同化，将我们的城市面貌、社会服务、生活质量、基础文明降低为乡村的水平。因为，正如俗话所说，水往低处流。在许多城市的街头，我们已经习惯了变成民工水准的传统风味小吃。在廉价的服装和小商品市场上，放眼望去，都是沿海农民的审美趣味，它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别无选择的选择。甚至在许多城市建筑、环境布置和室内装修、装潢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不伦不类、粗俗可怖的风格。
现代文明的建立，从某个角度说正是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
1997年夏天，全国城市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文明建设运动，从具体的行为规范入手，围绕服务水准、交通秩序、环境卫生和文明语言进行宣传、教育。上海提出的规范是"七不"，即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乱扔垃圾、不破坏绿化、不损害公物、不乱穿马路、不说脏话粗话等。各个城市的文明规范内容要求有所不同，在有些城市，尚有"不随地大小便"、"不乱穿红灯"、"不乱设摊点"等内容。虽然从50年代起，我们就在全民中进行基础文明的教育；然而，时至20世纪末，相当多的人仍然没有学会在城市正确地走路、说话，养成文明的习惯。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过度政治化的教育等等。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对城市的新成员进行有意识的教化和同化，听凭他们十分自然地将乡村文明带到了城市。
两种文明的冲突显然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当越来越多的城市自我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时，在那些西装革履、来去匆匆的社会中坚身上随处可见的仍然是农村的胎记。比农民工城市社会化过程的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遗留的农村文化的积习。
近几年来，许多地方的"城市化"又被纳入了一种农村式的散漫无序。没有任何规划、沿公路一字排开的带式市镇遍布珠江三角洲。不具备条件的城市"大干快上"，"撤县建市"成为一种时髦和风潮，逐渐脱离了它的本义而变成别有目的的行政追求。其后果是大量耕地被占用，资源被浪费。90年代以来，出现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高尔夫球热"等等，造成大量耕地闲置，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也消耗了大量耕地。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的人均耕地面积为1.66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4%；人均工地少于0.8亩的县有666个。现有耕地总量中，地处山地、丘陵、高原地带的中、低产田占三分之二，而平原和富庶地区的高产田却被大量占用。1986年至1995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963万亩，比韩国的耕地总量还多，平均每年占用近300万亩，而实际占用耕地数大约是统计数的2倍多。
广东省就是全国耕地数量最少的省份。据1996年的统计，广东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亩，比1949年减少了2/3。全省地级市人均用地，1990年为77.3平方米，至1996年已达109.8平方米；县城人均占地更是高达119平方米，远远超过国家标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广东省未来的人地矛盾将会更加激化。
这一进程已经被中央政府严格控制起来。
在一些高速发展的繁荣的城市，小生产者的意识和眼界仍处处可见。新建的主干道仅仅几年之后便拥挤不堪，缺乏环境意识的房地产开发，甚至在城市中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近些年来，南方城市水患灾害日趋严重，就与这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密切相关。至于在社会生活和管理中，无所不在的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各自为政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诸侯经济"成为形成统一市场的深刻障碍；而官本位、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种种封建主义的遗毒，则在严重地侵蚀社会的肌体，制造和产生着腐败，制约着制度现代化的进程。所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农民的国度，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改造农民的文化和小农意识--这主要的并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干部。
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8000万之多。然而，两种文明的碰撞，从来都并不是单向的过程，也不仅仅是冲突，而是双向的交流与交融。
城乡的界限正在缩小，城乡的藩篱正在缓慢地拆除。1996年7月1日，中国户籍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新启用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两大户口类别。1997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提出的户籍改革方案，决定扩大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允许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长住户口，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此外，许多地方放宽政策，制定地方法规，通过招商、购房等方式允许往来人口落户。海南省规定，凡在海口市连续定居三年并有固定住所和工作者，均可享受市民所有的各种待遇。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实行"蓝印户口"制，对符合有关条件者给予市民待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打破了农村传统封闭型的通婚圈。到城市做媳妇成为许多外来妹的现实选择。据报道，目前上海每天新建的230个家庭中，至少有30个家庭的主妇是外来妹。除西藏、青海等地，其他各省均成为上海媳妇的娘家。
自然，在这些家庭中，不同文明、不同价值的冲突也是一个基本主题。
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人们对农村的价值开始重新认识。曾经十分紧俏的"农转非"指标在一些地方开始贬值，呈现"熊市"。湖南某市1991年开始售卖城市户口时，一个户口1万元，1993年降至5000元，1994年竟然贬至2000元。在一些城市郊区，乡下人不再愿意农转非；杭州市郊的部分已经农转非的人辞职回村重新当起了农民。由农村向城市一边倒的单向流动格局正在被打破。当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务工经商时，也有许多都市人口流向农村，总数也达500万之多。在大连市，近几年有200多名城市青年自愿到农村落户。1993年，深圳市1200多人放弃城市户口迁往附近农村。
这一次，城里人的"上山下乡"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城市的生存空间日渐拥挤时，他们明智地选择到"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他们有的向乡镇企业输出智力，转移和扩散技术；有的到农村购买承包荒山、荒滩、荒坡、荒沟，发展农副业、养殖业。有两位曾在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在"知天命"之年又回到大草原，重新做起马背上的"牧主"。
向农村的进军不仅是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也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和经济行为。这是由于农业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其投资效益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我国五大经济部门（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中产业综合效益较高的门类，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已由1987年的5％提高到目前的75％左右，高于五大行业平均值的一倍半。许多企业家看准了这一商机。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和工商巨子调转方向，参与到农业产业的开发之中，民间资金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农村。高技术、现代管理和资本的结合，预示着高效优质农业、集约化农业的良好前景。
当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发达国家正在出现一种反向的发展。许多城市人纷纷迁离城市中心，到环境条件、生活质量更好的郊区安家，大城市出现了所谓"空心化"的问题。在日益拥挤的中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潜流。一方面，随着城市中心地带的商业开发，城市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人被"置换"出来，到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居住。在1992年之后上海房地产开发的高潮中，许多上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乡下人"--自己居住的街区已被政府决定拆迁，需搬往远离市区的地方。另一方面，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士将目光越过城市，自觉地选择农村作为自己的生活空间。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缩短了城乡的距离，人们可以在乡村的环境中享用城市的社会资源。北京郊区怀柔县的交界河，已经成为又一个艺术家的聚居地，他们将那里变成了一个自然天成的露天雕塑艺术展。对于这些自愿生活在农村的城市人和那些走进城市的农村人，我们已经很难给他们归类，给他们贴上"城里人"或"乡下人"的标签。
一种新的城乡格局正在出现之中……
摘自：ABBS建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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