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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兴衰的拉美启示
郭存海  来源:东方早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将从2009年的1.81亿分别增至2.51亿和3.13亿。





  近年来,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发达工业国家遭遇中产阶层问题,甚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也演变成一种挑战。传统上赋予中产阶层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正日益走向其反面,沦为一种不稳定因子。

  2011年震撼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示的不仅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力量和不满,也凸显美国这一中坚群体的困境和脆弱性。在瑞典、希腊、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传统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也患上了一种焦虑综合征,失业、不平等和福利危机同样侵蚀着他们的欧洲梦。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虽然发展后劲很足,但在当前整体国际环境不佳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一系列的发展挑战。

  和东亚相比,拉美的中产阶层更是经历了诸多“成长的烦恼”。尽管最近十年,经济的稳定增长推动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和中产阶层的壮大,但社会的稳定性似乎并没有随之增强,反而有所弱化。2011年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Latinobarómetro)的调查显示,尽管拉美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都下降了,但社会的不满情绪却明显增加了,整个大陆都充斥着“进步的不满”。

  事实上,这种相逆的变化根源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智利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无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发达工业国家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惧和新兴市场国家“成长中”(emerging)的中产阶层遭遇的公共服务赤字,汇聚成全球的“中产阶层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甚至发出了“中产阶层冲突即将到来”的警告——未来几年,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由中产阶层的不满激发的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将日益凸显。这强烈地预示着解决中产阶层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过去几十年里,拉美中产阶层的兴衰沉浮无疑为当前世界,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某种镜鉴。



  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种“拉动”(pull)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政策则无疑发挥了“推动”(push)和巩固的作用。中产阶层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

  拉美是发展中世界里工业化起步较早、中产阶层形成也相对较早的地区。当前全球面临的这种中产阶层困境,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多数国家都已经遭遇过。因此,探索和观察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非常有必要:以此为参照,既可以反思过去,又可以映照未来,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来说,则更具有特别的意味。可以说,拉美中产阶层的演进历程某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中间社会群体成长的典型映射。总体来看,在过去的70年里,拉美的中产阶层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一种U形的演进过程。



  (一)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

  1940年到1980年是第一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阶段。在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殖民地,特别是独立革命以来,拉美各国基于商品出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专门服务于出口的经济大幅扩张,并随之深刻地改变了拉美的社会结构,不经意间催生了一个服务并依附于出口部门利益的中产阶层群体,比如公务员、管理者、律师、会计师和办事员等。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国家,特别是与外部市场联系紧密的国家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层。制造业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拉美社会结构的持续演变。

  到1930年前后,尽管土地和商业精英仍然是拉美社会的主导,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城市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幅明显加快。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形态。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转型和国家作用的增强,以及城市化和公共教育的扩张,拉美的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中产阶层经历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进程。

  1940年到1960年间,拉美的职业结构中最明显、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雇主、独立专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办事员、医疗工作者、职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现代服务业者的大发展。这一时期,拉美中产阶层的平均规模从1940年占就业人口的15%,分别上升到1950年和1960年的19.4%和21.2%。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拉美的城市职业结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个时期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独立的专业工作者和小企业主让位于公共机构或私人大企业中的工资劳动,社会关系也从占主导地位的依附关系转变到主要是契约性质的劳动关系。

  在这种新的劳动契约关系下,拉美的城市职业结构继续深入演变并在1980年左右开始稳定下来。

  1950-1980年间,职业结构最大的变化是服务业的扩张,以及由此带动的非体力劳动者的急剧增长。城市职业结构的这种变动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中产阶层比重的稳定提高。

  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拉美的中产阶层占城市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30%,拉美主要国家都已经显现出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奠定了一种通向橄榄形社会结构的趋势。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是拉美中产阶层扩张的一个关键时期,其形成和发展源自几个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变化,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国际移民、公共教育、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技能的传播,以及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干预性增强等等。



  (二)拉美中产阶层的停滞和衰落

  1981年到2002年是第二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停滞和衰落阶段。

  尽管经过40多年的稳定扩张,拉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达30%左右,奠定了向橄榄形社会转型的趋势。

  但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将整个地区的发展拖入泥潭,随后的结构性调整更是导致社会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公共部门萎缩,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结果,中产阶层的发展势头不仅受到遏制,甚至部分中产阶层因此沦为“新穷人”,尤以阿根廷为甚。在阿根廷经济开始恶化的1974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新穷人,到1984年新穷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4.2%,而到1990年,进一步猛增至18.4%。就此而言,20世纪80年代更是中产阶层的“失去的十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推销的自由化改革最终带来的是“改革成果精英化”和“改革成本社会化”:精英阶层从改革中大获其利,而中下阶层则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中产阶层更是面临一系列的挤压,比如失业和非正规就业、经济收入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职业前途无望等,而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大大增加了。

  对此,中产阶层做出的一种消极反应是“用脚投票”,即以专业和技术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大量移民海外。

  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一度充满希望、结构不断优化的拉美社会坠入了一个“中产阶层陷阱”:中产阶层的增长陷入停滞,不再继续扩大,甚至出现萎缩和陷落。

  到1985年,中产阶层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近31%,仅有23.2%。

  尽管之后出现回升,但即使是整个时期的最高水平——1993年的24.9%,都远远低于1980年的水平。

  总体上来看,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拉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始终徘徊在23%~24%。

  这意味着中产阶层社会的雏形尚未成熟和稳固就遭受创击,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渐行渐远。

  客观而言,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层遭遇挑战和挤压,乃至向下流动趋向显著增加,首先应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经济动荡,毕竟经济增长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助推器。

  但经济增长并非是拉美中产阶层坠入发展陷阱的唯一根源。

  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家角色的巨大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滞后和缺失都减少或撤销了对中等和低等收入群体的社会保护,从而使这两类社会群体面临的社会风险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传统上推动中产阶层发展的政策工具,比如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公共支出政策也失灵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也就是说,20世纪80-90年代,拉美中产阶层的衰落有其政策性根源。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也是中产阶层再生产的主要工具。获取后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 schooling)在工业国家被视为是获得中产阶层地位的标志,但在拉美,获取后中等教育基本上可以保证中上阶层地位。尽管教育对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系统性的推动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和经济低增长削弱了劳动力市场对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吸收能力,由此导致教育的贬值和教育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职能的弱化。

  另外,拉美各国普遍存在着隆多尼奥(Juan Luis Londono)和塞凯伊(Miguel Székely)所称的“过度不平等”(excess inequality)也束缚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从本质上而言,这种“过度不平等”是最高收入阶层同其余所有收入阶层之间的一种断裂性不平等。如果排除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重新计算基尼系数的话,拉美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安全范围内,且和美国的基尼系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低收入群体,实际上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90%的人口都是这种“过度不平等”的受害者。

  实证研究同时表明,“基尼系数越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小;而基尼系数越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则越大。”普遍的高度不平等很难实现收入的高流动,也更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向上攀登,因为在最高收入阶层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没有多少过渡地带。

  不仅如此,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的积极影响同样有限。再分配政策最重要的职能是进行社会调节,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分配正义。

  然而,事实上,再分配的这种校正功能在拉美存在某种程度的失灵,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公平。

  相关数据表明,在经过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后,欧洲的基尼系数大大下降了,平均降幅高达68%。

  但在拉美,这一效应却失灵了。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再分配前后的基尼系数只有4%的降幅,而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再分配功能甚至对基尼系数不发生任何作用。这与欧洲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三)拉美中产阶层的重启和复兴

  2003年以来的最近十年是第三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重启和复兴阶段。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以来,拉美地区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首先,拉美经济开始复苏并在近十年里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从2000年到2010年的11年间,拉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4%,这与90年代平均2.7%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从2003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6年间,拉美经济的增速更为迅猛,全地区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5%。

  拉美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增长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失业率的下降和收入的明显增加。

  2011年,拉美地区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只有6.8%。

  其次,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为拉美中左派政党提供了契机,他们在变革的旗帜下纷纷上台执政,由此开启了后新自由主义时代。

  这一时期,拉美各国政府普遍增强了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更加注重社会政策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作用。经济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替代性的社会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90年代大部分时期拉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衰退,拉美社会也展现出积极的变化:贫困和赤贫人口持续减少,收入分配稳定改善,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也潜藏着另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复兴,其规模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越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以2003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为标志,拉美的中产阶层开始了自己的新时代,中产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开始恢复,中产阶层的规模也日益壮大。拉美中产阶层职业在城市职业结构中的比重稳定增加:从1998年的25.2%增至2003年的28.2%,到2007年又进一步增至30.2%,10年间的增幅达到20%左右。

  2007年,这种增幅开始放缓;到2010年,尽管增幅不大,但仍然达到30.8%。

  拉美中产阶层的重新崛起源于一系列因素的推动。

  首先,这种扩张得益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基础和保障。

  不过,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社会政策调整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的政策在改善收入再分配、促进累进性社会支出、保护和保障工人权利、推动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都是这种政策调整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综合来看,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共同推动了中产阶层在21世纪的壮大。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种“拉动”(pull)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政策则无疑发挥了“推动”(push)和巩固的作用。中产阶层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

  墨西哥前外长卡斯塔涅达(Jorge G. Castaneda)在其新书《墨西哥的未来》中声称,未来15年墨西哥的核心议题是“中产阶层社会”,前总统卢拉也表示巴西未来几年将建设成为一个“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

  经济增长的潜力更让国际机构和学者对拉美中产阶层的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而根据布索洛(Maurizio Bussolo)和穆拉尔德(Elie Murard)的推测,到2030年,拉美的中产阶层人口将比2005年增加一半以上,达到3.1亿人,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从24%增加到42%。

  尽管拉美主要国家似乎已经重返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大道上,但必须看到的是,拉美的中产阶层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形成中的中产阶层”(emerging middle class) 而不是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established middle class)。

  其中相当一部分只能说进入了中产阶层的门槛,仍处于中产阶层的下层,即只是下中产阶层,其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尚很脆弱。这就意味着,拉美国家要建设中产阶层社会,让中产阶层在拉美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传统上所赋予的那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就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给予中产阶层以制度化的政策保障,减少其脆弱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避免他们重新坠入20世纪80-90年代的“中产阶层陷阱”;否则,脆弱的中产阶层很容易在外部冲击下陷入新贫困,并和穷人结盟,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些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多数国家和21世纪初的阿根廷所发生过的现实。

  研究表明,尽管中产阶层的规模越大,似乎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有利,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前提是:政治和经济发展不仅有赖于中产阶层的规模,更有赖于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这里的稳定性不仅是指不会向下流动陷入贫困,更指能够继续向上流动,进入社会的更高一级阶梯,避免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

  事实上,一个脆弱的中产阶层不大可能在维系政治民主、推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其被赋予的作用。

  相反,稳定而有安全感的中产阶层更有可能进行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幸福投资,并做出支持这些投资的政治选择。

  因此,一个重视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阻止向下流动的多重机制。就此而言,拉美国家在通往“中产阶层社会”的道路上首先要巩固和扩大中产阶层,而这些除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之外,更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的保障。

  正如美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爱德华多·洛拉所言,“拉丁美洲正处于急速的转型中,中产阶层是这种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但仍很脆弱。他们不是穷人,但远没有享受舒适而可靠的经济保障。中产阶层的未来既有赖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有赖于拉美国家的政府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拉美中产阶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层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增长(inclusive middle-class growth)”。

  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纠结于是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回顾拉美中产阶层的这种U形的演变趋势,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经济增长是拉美中产阶层发生、发展和巩固的原动力,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关键。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是拉美中产阶层快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各国经济总体上呈现一种快速和稳定的增长。

  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则从反面佐证了中产阶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这个时期,伴随着经济衰退或震荡,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或萎缩。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经济重现增长活力,特别是2003年以来更是实现了长达十年的稳定增长。这种有利的形势大大推动了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其规模达到或者超越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上述趋势充分说明,中产阶层的成长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基础和保障。

  其次,国家的“有形之手”在中产阶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公共部门的扩张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层职业,扩大了中产阶层队伍。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层的壮大主要是因国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源于国家驱动。

  其后,拉美社会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国家的主导作用日渐削弱。

  自2003年以来的10年里,拉美的中产阶层重现活力,但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中产阶层的成长主要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市场驱动。

  从当前的全球趋势来看,作为“有形之手”的国家机制在推动中产阶层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而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

  尽管如此,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在市场社会条件下,中产阶层的成长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个人行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发挥。

  事实上,市场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国家作用的发挥,因为成熟的市场社会都是建立在国家提供的制度化条件的基础上——这是市场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结构性调整和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产阶层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中产阶层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显著的差异源于如何平衡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美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前,做了充分的制度化保障,建立了强大的政策支撑;而拉美在市场面前放弃了国家的作用,而任由中产阶层独力迎接市场的冲击。

  最后,社会政策是培育、支持和保护中产阶层发展的主要工具。

  拉美中产阶层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失灵或政策赤字是20世纪80-90年代中产阶层陷入停滞、萎缩乃至迅速陷落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的原动力,是一种进攻路径的话,那么良好的社会政策则是一种防御路径,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中产阶层群体起到防护和支撑作用。

  事实上,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良好的社会政策本身也可以助推中产阶层的发展。

  比如,普遍而高质量的教育既可以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本,同时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也是向上进入中产阶层的关键路径。

  再如,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不仅可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促进分配公平,而且可以积聚更多的经济资源,增强政府的财政调节能力。

  而一个强大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可以产生强大的保护作用,有效地减缓经济衰退对中产阶层的冲击,避免中产阶层沦为“新穷人”。

  上述结论表明,个体向上社会流动、进入中产阶层固然需要个人的努力,但同样离不开良好政策的培育、支持和保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外部的政策因素对中产阶层成长的影响非常之大,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系于拉美的社会政策。

  因此,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层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增长(inclusive middle-class growth)”。

  历史告诉我们,增长的引擎是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参与民主治理,争取社会保障和社会权利,拉美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

  基于此,当下和未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不应限于中产阶层潜在的增长引擎这一角色,还应特别关注中产阶层自身的脆弱性。

  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纠结于是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拉美中产阶层的兴衰对中国的启示

  拉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真正发挥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就必须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拥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和拉美同属发展中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社会挑战,而且工业化先行的拉美先期遭遇的某些问题正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若隐若现。就中国而言,社会稳定无疑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可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未来。

  但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种刚性稳定,而是一种基于动态均衡的稳定。经典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9年中产阶层的比例大致为15%,2008年达到22%~23%,而根据2012年《国际城市发展报告》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总人口的40%。尽管这些数据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中产阶层的认同感正在下降,“被中产”成为社会流行语正是这种现象的高度凝结和集中表现。

  这种苦涩的自嘲背后隐藏着向上社会流动和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的艰辛:高房价、高物价、看病贵、上学贵、收入增速慢,以及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感的上升,都成为中产阶层首先、也是感受最强烈的领域。

  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更是加剧了这种认知,由此引发的焦虑症几乎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群体病、时代病。

  不仅如此,社会流动性的减弱,甚至向下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国内多家媒体联合进行的一项“谁在沦为新底层”的问卷调查发现,“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名列第一,最有可能成为社会新底层。

  通常而言,受过高等教育当前是进入中产阶层的门槛,也是新时期确立中产阶层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学生群体本应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但现在已经沦为“蚁族”。

  社会底层通过“共同富裕”实现向上流动是中产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但近年来中国的“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两种现象揭示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即中下社会阶层合流的趋势已经若隐若现:一方面,底层作为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减弱了;另一方面,中产阶层成了底层的后备军。

  拉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真正发挥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就必须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拥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性。

  这正是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条件性。如果中产阶层的生存风险增加,精神焦虑不断上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不复存在,就可能同社会底层结盟共同成为不稳定的力量,不会充当社会的稳定器。

  基于此,中国未来的社会政策同样应该给予中产阶层以重点关注,致力于确立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发展理念,避免中产阶层沦为政策的夹心层。

  中国未来要实现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就应当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重点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收入不公平和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和增强社会流动性,特别是增强教育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可能发挥的纽带作用,最后,且是最重要的一点,还应该进一步有序地释放而不是限制中下层群体,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空间。

  如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小康社会才是有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才有根本性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柯白玮编辑,工作邮箱:kebaiwei@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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