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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拿拉美“神话”说事儿
郭存海  来源:东方早报
  著名经济学家何自力教授日前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的文章。我本没有什么兴趣,我研究的是非西方,也不懂中国,因此对其醉翁之意“在中国鼓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应当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云云,更无从置喙。但副标题“基于西方和拉美国家教训的研究”里偏偏有个“拉美教训”,这就吸引了我。读完之后,一时间如鲠在喉。

  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缺少“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更不用说拉美一隅。没有商榷,没有辩论,就不大可能无穷地接近事实和真相。这种土壤导致有人援引拉美案例时完全基于实用主义的态度,甚至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妄拿拉美说事儿,好像拉美就是一个烂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力量,或源于从事拉美研究的人不多,公众的了解也有限,或源于在中国根本缺乏关于拉美意见的争论。

  何教授在总结拉美深刻教训时笃定,“大市场,小政府”模式是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困境的罪魁祸首。遗憾的是,支撑其观点的“事实”不仅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既割裂了拉美过去的历史,又罔顾了当前的现实。

  与何教授单刀直入主题相反,我似乎更喜欢长焦距回望历史。可以说,一切改革都源于危机触动,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肇始就是由债务危机触发的。危机的爆发,从外部因素看是受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从内部因素看恰恰是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实施了一种叫做“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国家干预和保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拉美各国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发展民族工业,但随着外部条件的急剧变化,进口替代模式走入死胡同。其后果虽然是一定程度上帮助拉美国家摆脱了对进口工业品的依赖,但却加深了对外资和技术的依赖,至今都没有建立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说,改革之发生是由于失败的国家干预,而没有像东亚国家那样引领拉美顺应外部市场的变化、与时俱进,适时地将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在产业结构方面,何教授声称:拉美国家单纯依靠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轻视政府在其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恰恰与之相反。产业结构的固化不是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魔力,而是那只“看得见的手”的无动于衷。

  从19世纪末起,拉美的发展模式就同初级产品出口绑在了一起。从出口原材料换取工业品进口,再到进口替代及其失败,以至又复原材料出口,拉美经济的历史就是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的循环往复,至今无甚改观。过去的十年是拉美 “增长的十年”,这个黄金十年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历了一个“中国周期”:中国对资源产品的大量需求。就此而言,拉美产业结构的单调和固化,不是由于市场之强,而是源于政府之弱或缺席。这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惰性,坐拥金山无心思变。

  何教授又言,拉美“大市场,小政府”模式还有两宗罪,一则缺乏增加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包容的社会政策,二则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显然又是一种想象,至少在拉美并不确切。其一,至今仍被世界银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的一种制度创新——“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倡议的。
 
  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巴西选战中,现总统罗塞夫的制胜法宝之一就是这个针对社会下层的家庭补贴计划,而有意思的是,该计划的提出者恰恰是她的竞选对手内维斯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其二,“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恐怕未必。拉美的收入不平等带有深刻的历史特征,且有很强的惯性。20世纪20年代,拉美的基尼系数平均已高达0.596;到60和70年代,虽略有下降但仍分别达到0.532和0.491;而80和90年代的基尼系数分别只有0.498和0.493。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两极分化甚至不及国家干预最盛的60年代。同样,在最近15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市场多一点儿(哥伦比亚和智利)还是干预多一点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国家,拉美大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可见,两极分化并非必然是“大市场,小政府”的唯一产儿。

  何教授或许更需要明白的是,拉美是一个多样性与共性并存且多样性大于共性的地区,不同的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泛泛地谈论拉美无益于比较研究的增强,倒真不如读一读,比如《剑桥拉美经济史》,好好地研究一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特别是智利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智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1973年,皮诺切特通过政变上台后开始推行市场化措施,由此引领了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他放松经济管制,推进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在其他拉美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时,先行市场化的智利经济在1980年代保持了强劲而持久的增长。甚至在1990年皮诺切特和平下台后,中左的艾尔文和弗雷政府都奉行了“延续中变革”的政策,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强调“有公平的增长”。皮诺切特时期(1974-1989)经济年均增长2.9%,埃尔文(1990-1993)年均增长7.7%,弗雷(1994-1999)年均增长5.6%,创造了名符其实的“智利奇迹”。2010年智利成为第一个进入富国俱乐部OECD的南美国家。

  何教授忘记了历史和拉美的个性,但似乎也没有注意到该地区当前变化中的现实。21世纪初,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旗帜下,拉美掀起了一阵“粉色”浪潮,左翼领导人纷纷走上最高政治舞台。他们的历史使命似乎就是要将新自由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激进左派执政的国家甚至掀起了再国有化的高潮。十多年过去,在摒弃新自由主义最彻底、将大政府做到极致的委内瑞拉,其国民经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长达16年的查韦斯主义革命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增长乏力、通货膨胀、社会断裂、政治震荡。干预政策堪比委内瑞拉的阿根廷也陷入内忧外患:债务危机、高通胀、高失业率。

  当今拉美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经济梯队分层愈加明显,且日益以两大联盟的不同趋势为代表。政府干预多一点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国家经济增长不振,甚至陷入衰退,而市场多一点的太平洋联盟国家,经济运行仍相对平稳。事实上,尽管世界银行预测拉美经济目前处于全面减速期,但主要影响拉美整体平均水平的国家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2014年其经济预期分别为负增长的2.9%和1.5%;而巴西经济几乎陷入停滞,预测增长0.5%,如火如荼的总统大选本质上是市场多一点的内维斯派和政府多一点的迪尔玛派之争。

  事实上,解释拉美问题的关键,不是市场之有无、政府之大小,而是大市场和政府之强弱。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拉美的问题是弱政府/机构问题,即缺乏有效的具有稳定力量的强大的政府权威,即一个强政府的存在。不过,强政府不一定是大政府。首先,强政府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政治控制,更多体现的是其主导力,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能力,以及政策的有效执行力。其次,强政府还必须是可问责的(accountable)、回应性的(responsive),政府之强既是法律赋权,又是公众赋权,即基于公众信任和认可而给予的一种自觉服从。而后者是拉美国家最缺乏的,也是亟须加强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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