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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首页 > 2007年度学者观点(排名不分先后)



 


【作者】
  
周干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

【内容】
  当前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四个透支”和“三个失衡”。“四个透支”即土地资源透支、环境资源透支、能源资源透支、水资源透支;“三个失衡”则为城市内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差距扩大、沿海和内地差距扩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小城镇和村镇不能衰落,因为全国人口达到16亿时,仍有5到6亿农民还会在农村,这些人口必然需要一大批中小城镇作为依托。因此,小城镇建设必须不断加强,这是最根本的前提与需要。对城镇化的理解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仅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城镇化建设,而且要考虑留在农村的人口的需要;不仅是劳动分工问题,还要看生活质量,一定要达到城市生活的基本水平。要解决好失地和流动农民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是准城镇化人口了,让他们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把他们稳住了,也就稳住了有关的乡村,对乡村也就给予了最实际的帮助,他们把赚来的钱送回农村,也是反哺农村的一种方式。

【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行业发展报告(200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06.

 




 


【作者】
  
邹德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内容】
  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重要支柱
  “一句话,需要重新认识今日之中国城市。”
  “认识城市,研究城市是城市规划师的基本素养和职责。”
  “通过对城市各种内外部条件的具体研究,来确定其发展战略和方针,作为城市规划的依据。”

【来源】
  邹德慈.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重要支柱: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城市管理. 2007年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

 

【内容】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的城市化总是和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途径分不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是多元化的城市化,是城乡统筹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是我国21世纪上半期最大的一项社会工程。它决不仅是一项‘造城运动’。既然城市化是一项社会工程,政府必然是主体。所以,政府一定要管理和控制好城市化过程,保持理性的态度,做到循序渐进地推进城市化发展。全社会都应该参与和关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城市化今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合理、健康、有序。”
  “中国的城市化将为人类带来福祉。”

【来源】
   邹德慈,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市化,2008 -02/03合刊. 2008年1月6日在首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的讲话。




 


【作者】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内容】
  住宅建设应当考虑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宜居”作为首都以及所有城市的建设纲领,这要求重视以人为本,建立良好的人居环境,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包括交通、上学、就医等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是有良好的居住环境与公共空间,人工建筑与自然建设并举。住宅建设应当考虑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制定居住环境战略,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能,并且方式与途径宜乎多种多样,不能将这庄严的职责完全交给开发商。

【来源】
  ——新形势下北京规划建设战略的思考. 北京规划建设,2007年第2期

 

【内容】
  追求城市组成部分之间成长中的整体秩序

  整体创造是维护文物环境的整体秩序,不是复旧,在具体设计上新的建筑仍然可以并且也需要创新。通过建设过程中的不断调节,有机更新,追求城市组成部分之间成长中的整体秩序(西方有学者称之为growing whole)。从哲学上说,它不是机械的还原论、复旧论,而是一种生成的整体论、有机的整体论。这种整体是以人的生活需要为中心,在传统的优秀的构图法则基础上灵活创造或称再创造(representation or reinvention),随机生成,而不是抱守僵死的教条,一成不变。

【来源】
   ——吴良镛. 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为2007年6月9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写. 城市规划,2007年第8期




 


【作者】
  
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

【内容】
  洋为中用
  要研究洋为中用,必要先研究洋为洋用。洋东西(情况、行为、政策等现象)与洋泥土(社会、经济、机制等背景)的关系是关键。研究的焦点是这关系的稳定性,特别是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吻合、矛盾和张力。然后,才可以考虑如何可作“中用”,也就是研究洋东西放在中国的泥土上的可能稳定性。这个“方法”可用在中外、古今与成败的比较研究。

【来源】
  梁鹤年.寄小学友书:中外、古今、成败.城市规划.2007(11)

 

【内容】
  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理性;公众利益是政治性。可以问“谁的公众利益?”;不可以问“谁的公共利益”。公共就是大我,有客观的存在。我们各有不同的小我,但有共同的大我。在公利与私利并存的社会里,公共利益可以通过理性去鉴认、政治去过滤。

【来源】
   梁鹤年. 公共利益.城市规划,待出版.




 


【作者】
  
约翰·弗雷德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

【内容】
  如何以自下而上的空间规划来应对实时性的城市政策制定的挑战
  全球化的城市在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和发展空间布局不均衡的挑战下,城市的空间规划和城市政策完全有可能相互协调,起到更大的作用。 “全球化城市地区”应该重新思考其发展策略,真正健康的城市是自我发展有序且可持续的城市,而不仅仅是追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城市政策应该侧重于以下7个方面:人的资源、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建成环境和其所包含的文化生活、知识和创造、自然资源、环境、城市基础设施质量。空间规划在城市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全新的协同的角色——从总图规划到城市政策的矩阵协调。
  很多政策的制定和决定权利应该越来越下放到基层。一个“好的城市”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不墨守成规的、询问的、参与的和协商的”城市政策制定过程而建立的。空间规划也不再是通过对远景的预期而制定土地利用模式和交通发展模式,而是结合现代城市政策制定的“实时性”的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面对面的意见(愿望)处理过程。

【来源】
  约翰·弗雷德曼.城市政策的空间框架——新思维,新挑战(A Spatial Framework for Urban Policy: New Directions, New Challenges).整理人:周珂.

 

【内容】
  公众参与下的城市场所建设在塑造城市活力和灵魂中的作用

  场所是建立在物质环境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感情价值关系的社会-空间形式,是不能以商业价值来衡量的,而这种形式是不能够通过外部的规划或设计来实现的。如何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城市中建设这样的场所并形成网络,从而加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提高城市内在活力和塑造城市灵魂是所有规划人员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来源】
   约翰·弗雷德曼.看不见的网络——城市场所及其建设(The Invisible Web: 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Cities).整理人:周珂.

【内容】
  从单位构成的城市到社区构成的城市——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特质性的新视角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下,在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城市的大规模建设似乎使得中国的城市离古老的历史和文化越来越远,但又不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城市。以中国城市居民的基本管理单位从单位(大院)、居民委员会到现代社区制度建立的过程分析可以看到,政府对市民的管理、服务是由集中、各自为政(单位办社会)到分散、统筹协调(社区建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随着民政部对社区建设的一系列相关规定、措施和建议的出台,可以看到社区替代了以前的“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体制的基层主体。中国城市建设的变迁过程也正是对应于由单位构成的城市到由社区构成的城市的这一变化过程。而通过对于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趋势,人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预期中国城市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

【来源】
   约翰·弗雷德曼.看不见的建筑学:中国城市的地方政府(Invisible Architecture: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s Cities).整理人:周珂.





 


【作者】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博士。

【内容】
  滨水地区规划建设应走出误区
   城市滨水地区是景观资源丰富、潜在价值很高的地段,它往往能成为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然而,我国当前城市滨水地区的规划建设存在几个误区:一是忽视资源环境条件;二是忽视经济发展阶段;三是忽视与城市整体的有机衔接;四是忽视开发时序;五是忽视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
  滨水地区的设计应当恪守公共性、混合性、亲水性、可达性、连续性等原则,根植地方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开发时序,遵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实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统一。

【来源】
  杨保军.滨水地区城市设计探讨. 建筑学报, 2007(7)

 

【内容】
  便利是衡量城市的一个标准

  城市规划可以安排空间,但不能决定资金和项目。所以说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生产、生活不便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城市规划专业的技术问题,但究其根源,还是政府当局的公共决策 和管理体制问题。
  作为城市政府决策者或者城市规划师,往往习惯于以“鸟”的视角俯瞰城市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景,却忽视了以“人”的视角关怀使用者的切身感受。只有从“人”、也就是使用者的角度去管理和规划一个城市才真正理解了城市的真谛。

【来源】
   杨保军.便利是衡量城市的一个标准.《望新》新闻周刊,2007(47)

 

【内容】
  建设紧凑型城市是符合国情的唯一选择

  世界各地都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我国城市规划的新定义预示着城市规划由早期的“目标——愿景型”向“资源——管理型”的转变,城市规划必须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个国家、地区、城市的发展思路应该与它的资源环境条件相一致。把握了这一原则, 城市规划就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积极作为。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落实均衡发展的目标应以人为对象,通过人口的流动来实现不同地区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不是简单依靠生产要素的平均配置来实现。在城市层面,应基于资源环境条件和全球化视野来谋划城市的发展,不能沿用以往的模式。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看,资源环境紧张局面将是常态,所以,建设紧凑型城市是符合国情的唯一选择。

【来源】
   杨保军.城市规划与资源节约. 世界环境, 2007(5)

 

【内容】
  由CBD走向CAD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城市开始了CBD的建设,其中绝大多数是另选新区打造全新的CBD。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留下一些缺憾。最大的缺憾是有些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使得CBD的建设目标、规模、时序与市场运行规律契合不够。
  国外的一个新趋势是由CBD走向CAD(Central Action District)。由此带来几点变化:
  首先,CBD更多地关注了商务办公楼的规模、商务活动的效率以及城市当前的竞争力, 功能相对纯化。CAD则要关注商务活动的质量、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的支撑与完善、城市的活力与持续竞争力,功能相对综合。CAD不仅是商务活动集中区,也是文化、休闲、娱乐活动集中区,从而促进工作和闲暇时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其次,CBD更多地关注了外在形象与标志、外向型服务特征与需求、外来投资者和游客的观感与偏好。CAD则要关注城市特色与品位,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兼顾当地市民诉求,营造内外和谐共享的活力区。
  最后,CBD选址多脱离传统中心区,采用大手笔描绘宏图,一切从头再来,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型色彩,市场风险比较大,没有十年以上时间难见成效,即使高楼竖起来了,长时期也难免缺乏人气和认同感。CAD完全可以在传统中心的基础上提升完善,针对核心功能的特定需要,提供相关配套设施,优化环境,改善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又可以保持中心区的持续活力。

【来源】
   “CBD建设与城市发展”长沙高峰论坛,2007.9




 


【作者】
  
王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博士。

【内容】
  建立协调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制是时代的发展需要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国家空间规划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同样有国家规划,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而在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所针对的领域和目标,国家空间规划的产生更多地在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本的跨国流动,地域空间总的被看成是一个无疆界的地理空间。但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发展仍然带着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在意识形态仍然占上风的世界里,空间的政治意义更具有现实性,对其管理是必然的。编制综合性的国家层面空间规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三规合一”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改善政府形象,提高管治效率的重要措施。依托现有较为健全的城乡规划体系开展各级空间规划是提高各个层次空间资源规划管理水平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我国城乡规划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机遇。

【来源】
  2007年9月1日哈尔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大会发言

 

【内容】
  科学运用国标,切实加强城镇建设用地的管理

  要科学理解和运用国标,将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国家标准与城市规模等级、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差异、政策差异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制定调控目标;优化用地结构,保持合理的各类用地比例关系,将各类开发区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统一管理;加强对居住用地建设的规划管理,严格控制别墅和低密度的住宅建设;在大城市大力发展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私人小汽车的发展;积极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提高城市容量;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蓝线、绿线、紫线、黄线”,加强对城市水系、公共绿地、基本农田、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等的建设管理,把保护要求落位到空间地域的管理上。

【来源】
   2007年11月8日长沙:香港与内地建设规划交流会大会发言




 


【作者】
  
王富海,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博士。

【内容】
  城市建设“大手笔”的失衡
   “宽马路”是中国城市最突出的特征。越拓越宽的景观大道、主干道在老城内恣意纵横,而新城区动辄“百米大道”,还要在两侧或中间留出数米绿化带。在城市中心地带,立交桥、高架桥林立,成为中国大城市在宽马路之外更具“特色”的景象。这种“大手笔”式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失衡是:
   降低城市效益。宽马路大立交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建设用地,用来满足景观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交通功能的要求;宽马路阻断了城市支路的相互连接,使城市交通的“微循环”全面断裂;宽马路两侧联系不便不畅,城市空间被切割成一块块的“孤岛”,城市功能的综合效益大大降低。
  体现“车本主义”。车行道大大拓宽,而将自行车挤上人行道与行人争道,使步行活动失去了安全舒适。
  “路”与“街”相扰。城市中心地区延续的窄而密的街道,造就了城市的景观特色和商业价值,而如今的宽马路使沿街商铺人气和营业效益降低。
  城市疏松化。建立在“以车为本”的尺度上,城市框架拉得更大更散,城市建设占地更多而使用效率降低,人口密度随之降低,导致公共交通服务效益降低,城建用地浪费。

【来源】
  王富海.城市建设“大手笔”的失衡.《瞭望》新闻周刊,2007(43)

 

【内容】
  规划编制的组织方式应从项目编制转向系统维护

  当前的规划编制体系是以“项目”为核心的,尤其是控规,将城市切块编制,委托、编织、审批、实施,实施中走样太多,又重新进入上述程序,直到该“项目”地段建满时已经面目全非,这是城市快速粗放发展的应对之策。现在进入“科学发展”时期,党和政府的多种公共政策诉求均反映到城市规划之中,这些公共政策只能以整个城市系统进行及时而有效地反应,因此应当逐步改革走向以“系统”为核心的编制体系。
  以“系统”为核心的编制体系,比如北京,主城区内300平方公里控规全覆盖之后,接下来没必要以单块“项目”进行修编,而代之以整体的检讨和维护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式,哪一方面出了政策性变化,比如国家中小学的标准变更,就用新标准对原系统进行检讨,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再做出整体性的调整,此谓“系统维护”。在这个系统中,分片规划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种工作方式,规划编制的主要任务已经上升为对这个系统的“维护”。
  如果逐步推行“系统维护”的编制方式,那么规划的供需方式会有很大的调整,后续服务将上升为重要的服务品种,规划费用将从现在的“购买成果”向“购买服务”方向逐步转化。也就是说技术单位做了某片区的规划,或者城市的某一个系统规划,只是帮助搭建了一个基础框架,今后要长期跟踪服务,目前所谓的招投标制度和这种发展与改革趋势是违背的。

【来源】
   王富海. 规划设计市场论坛.城市规划,2007(11)




 


【作者】
  
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博士。

【内容】
  有品位的城市必须是文化城市
  现在不少城市很有钱,但没多少城市有品位。我们脑子里占核心位置的还是经济功能,而财富的累积难免带来暴发户式的炫耀与浮躁心态。我们远没有真正体会文化功能的作用,没有意识到有品位的城市必须是文化城市。

【来源】
  石楠,有品位的城市必须是文化城市. 城市规划,2007(7)

 

【内容】
  社会公平视角下的城市规划
  利益协调应该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工作内容,规划服务的着眼点应该更多的在于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等;规划对于城市空间的关注,应该更多地转向城市公共空间、中低收入住宅用地、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生态保护范围;规划对于公共设施的安排,应该更多的侧重于公益性服务设施、基本服务设施的保障;规划制定和实施的途径,应该更多地转向参与型、合作型规划,强调公众的平等参与。

【来源】
   石楠,社会公平视角下的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2007(11)

 

【内容】
  小城镇在带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实实在在为农民办实事,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更需要我们依托小城镇,充分发挥小城镇作为农业生产服务基地、农村商品集散地、农民素质教育阵地的功能,抓住小城镇这个龙头,切实将公共服务延伸到每一个村庄。

【来源】
   石楠,小城镇在带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城市规划,2007(1)




 


【作者】
  
张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规划研究所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博士。

【内容】
  长三角城镇群的发展
  长三角这个地区的发展涉及到中国的成长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中国的发展方向。要协调这个区域的发展不仅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而且根本的是要回答全球化经济大背景下的发展出路问题。
  长三角地区的资源最值得珍惜,这个地区有着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民族工业的发展有雄厚的基础,这些条件比珠三角好得多,如果考虑了经济增长的代价,我们会有一个权衡。因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涉及国家发展的前途,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当直接干预这个发展过程。长三角的持久发展完全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光是靠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自己同发达城市拉关系拉项目来发展也是不够的,需要国家力量的推进。

【来源】
  张兵. 长三角城镇群的发展.城市规划,2007(1)

 

【内容】
  规划系统的改革

  我们相信未来社会里规划可以做得非常成功,但是过去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想法距离现实还有很长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城市规划正在经历着制度性的难关,规划体制的实际功能与国家政策实际需要之间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因为规划环境在几年中间甚至几个月中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留给规划系统进行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都显得太有限了。
  当前规划工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受到置疑,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我们可做的一是要努力强调出规划工作的政治原则,二是试图理清规划系统改善的方向,指导规划从业者能够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职业信仰和价值。在《广州宣言》中“求真情况、讲真道理、做真规划”表达了规划师应付外部政治压力时应当坚守的原则,但事实上这既是行为的底线,也是相对于现实世界非常高的要求。

【来源】
   张兵.规划理论与实践(PTP,英国).2007(4)


【内容】
  北京近现代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为首都,北京向来是把元明清的首都城市遗产作为关注的重点。今天回头看“梁陈方案”也主要是基于对明清北京形态和格局的保护。北京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努力,基本解决了明清北京与现代北京发展关系的认识问题,但这只是北京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始。民国北京(北平)和新中国建设之初的近现代优秀城市遗产也应当置于足够的高度来认识和保护。
  建国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建设无疑是新中国城市建设的代表和典范。北京的城市遗产保护的框架应当充分反映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这一特征。否则,像百万庄小区这种极具个性的新中国居住区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典范,会被新的开发项目不断蚕食,其完整性遭到破坏。令人遗憾的是,新一轮见缝插针式的开发在这类地区往往畅通无阻,并没有受到来自保护力量的应有阻击。

【来源】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规划管理委员会组织的笔谈.

 




 


【作者】
  
赵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
  “公共利益”准则与城市规划
  “公共利益”的准则非常重要,但对其加以定义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实际上可有非常多的解释。就法律的确定性要求而言,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加以列举是最理想的状况,但难以做到。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公园、学校、图书馆等设施的建设是公共利益,可能不会有争议;但是建设开发区、或是引进商业办公项目是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可能就会有争议。宽泛而论,可以说每个开发建设项目都会提升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即使是民营资本至少也要纳税,所以每一个项目都与“公共利益”有关。
  由于城市规划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密切,试想可以将公共利益的界定与规划的编制审批相结合。就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而言,例如某个地区开发振兴计划或是某个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如果其开发规划经法定程序编制,经过充分的公示,听取各方面意见,基本达成共识而采纳,这个规划项目的实施就应该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有真正的“公共参与”,对规划编制的程序要严密的控制;不受到哪一个利益集团操控,也不是单纯的“长官意志”。

【来源】
   《物权法》与城市规划关联性的若干讨论.上海城市规划, 2007(6)

 




 


【作者】
  
孙施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
  上海新天地的成功与失败
  上海“新天地”在城市再开发过程中避免采用全面拆旧建新和原汁原味保护的方式而采用“第三条道路”的方式在上海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破解了上海城市改造中只有两种极端——地毯式改造和原汁原味保护这两种建设方式的格局,为推进多种建设方式的创新起了示范的作用。但其所采用的嵌入式空间策略造成了对地区公共空间组织模式的整体性改变,实质上是对原有空间模式的颠覆。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其用西方现代城市空间观念替换了原有的建立在中西文化交融基础上而形成的空间格局,并进而瓦解、破损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成为城市中的一个类似于孤岛的地区。就此而论,它本身并未取得新的进步,并且多少是与当今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

【来源】
  孙施文.公共空间的嵌入与空间模式的翻转——上海“新天地”的规划评论. 城市规划,2007(8)

 

【内容】
  现行政府管理体制阻碍了城市规划作用的发挥

  政府管理体制强调纵向系统(“条”)和横向系统(“块”)的分离并强化纵向系统的领导,导致了城市发展管理中出现的纵向有序性与横向无序性,使以一定地域范围内横向协调为核心的城市规划难以发挥作用。政府行为的价值准则建立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之上,从而出现了严重的“政府缺位”现象,导致以公共事务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在政府运作机制中的定位缺失。政府管理中强调项目管理,并形成了运动式管理的方式,导致了所有综合性的、长效性的、程序化的管理让位于建设项目运作要求,从根本上消解了城市规划发挥作用的根基。政府管理体制中对行政权力的过度强调,形成了城市规划过程中“技术—行政”的内部化操作架构,削弱甚至剥夺了城市规划本身所具有的对社会利益进行调配的内容、能力以及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城市规划所有构成要素又是充满着社会利益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城市规划在当今的城市发展过程步履维艰,无法有效运作。

【来源】
   孙施文.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对城市规划作用的影响.城市规划学刊,2007(5)




 


【作者】
  
张京祥,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
  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反思
  中国当前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和政府出于任期内快速彰显政绩的功利心理驱动,通过大事件来带动城市新区、新城的建设,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其经济与政治目标综合增长的自然选择。而为了完成大事件营销这个庞大的工程特别是实现建设新城的目标,城市政府必须寻找实力强大的增长联盟,筑有力的城市增长机器,于是大事件就将城市开发商、投资商与城市政府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当然,这一围绕某一短期具体目标而形成的增长机器不可能是长期延续的,其间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必然会产生相互博弈的过程,并最终因为大事件的完成而走向增长联盟的解体。由于大事件活动的瞬间性,因此使得这一增长联盟面临着高风险性,并直接导致了联盟各方行为的高度趋利性和投机性。

【来源】
  张京祥,殷洁,罗震东.地域大事件营销效应的城市增长机器分析.经济地理,2007(3)

 

【内容】
  土地储备制度:分权化与市场化叠合的产物

  分权化改革及附生的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开源节流”,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在预算外寻求其他收入来源。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施行,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出现了一次大的变迁,原本为国家全部占有的土地收益开始分流到地方政府手中。土地收入恰恰是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部分,在积极发展地方经济需要土地投入的合理逻辑下,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将增加土地收入的意愿和和发展地方经济与城市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同时,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而使得大量划拨土地和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造成了地方政府收益的大量流失,尤其是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而减轻政府的“包袱”,土地储备制度快速地成为许多城市政府的优先选项。因此,土地储备制度是中国“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相叠加的一种结果。

【来源】
   张京祥, 吴佳, 殷洁.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及其空间效应的检讨.城市规划,2007(12)



【内容】
  城中村问题是趋利性制度设计的结果

  城中村是中国在特定发展环境、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作用下的一种地域空间现象,它在支撑我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缓解由此带来的许多物质性匮乏和社会结构性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空间与社会成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而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成本是由城中村来承担和消化的。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中村的形成与发展归结为是原住民在市场博弈过程中侵占城市化“外溢”利益的结果,而应该认识到城中村更重要的是二元规制环境刺激原住民进行“理性利益”行为选择的结果。城中村二元规划环境的形成,既有国家宏观层面制度设计上的系统缺陷,然而更多的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趋利性”而进行“有目的”的公共政策设计与选择的结果。

【来源】
   张京祥, 赵伟. 城市土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 城市规划, 2007(1)




 


【作者】
  
吴缚龙,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

【内容】
  中国的“新”城市主义
  中国的改革在政治层面上是渐进的,但其却导引了一场城市的巨变:城市成为一种新兴的制度。过去在中国“单位”才是最重要的积累单元,而今,在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低城市化水平)和世界体系(全球化扩张到新兴经济)下,城市空间转变成为社会转型和资本积累的媒介。中国已从国家领导的工业化转向以城市为基础的积累机制,城市化成为经济崛起的重要渠道。政府运用治理的手段刺激经济的发展,像开发型政府那样干预社会经济,但不具备其理念的完整性,继而把历史遗留的特殊结构 (城乡分治)转化成全球商品的竞争力,把世界和国家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发展注入到城市领域,形成特殊的城市空间的不平等发展。

【来源】
  吴缚龙.超越渐进主义:中国的城市革命与崛起的城市. 第四届城市规划学科论坛,整理人:李祎.

 

【内容】
  中国的“门禁社区”解读

  中国城市的郊区几乎是遍地的门禁社区。但与西方对门禁社区的忧虑不同,封闭式小区在中国并没有吸引大众话语的注意。这是因为在中国这种“建门”实际上是一种利用文化对城市生活方式进行再造的手段:以门为标签,包装一种新型的(郊区)城市主义。在中国,缺失所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而在当前这个炫耀式消费的时代,门禁本身成为一种展示的景观。正是这种多元异质和从紧密的传统社会关系控制下解脱的一种新生活方式,吸引着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参与到新城市主义的社会工程之中。可见文化还具有“商品美化”的功能,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发展中,除了通常使用的市场改革的分析,还应重视文化这一视角。

【来源】
   来源:吴缚龙. 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再造:中国新城市(郊区)主义辩析.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整理人:李祎.



【内容】
  转型中的中国城市规划
  中国的城市规划已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资源分配的理性技术工具,变成为当今政府管治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工具。规划更具战略策略性,也更加灵活;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所做的前摄性的战略谋划,以提高在城市竞争中的竞争力。但是规划的转型并没有带来全新的规划技术与理论,过去的许多缺陷依然存在,比如缺乏公众参与、缺乏严谨的研究等。同时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所谓“战略”规划其实更为短期成效所束缚,过于偏重于城市推介的目的,而不可能全面协调发展过程中冲突的利益关系,最终只是成为了政府领导对未来发展图景的展示工具。

【来源】
  吴缚龙.Re-orientation of the city pla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esign competition in China. Geoforum, 38 (2007).整理人:李祎.




 


【作者】
  
赵燕菁,厦门市规划局局长。

【内容】
  城市规划与经济学的关系
  企图利用经济学工具解释所有城市问题是危险的。城市问题就像珠穆朗玛峰,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得出不同的观察。不能用一个角度的景观,代替其他的角度的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科工具的完备程度不同,理论攀登的高度也会有所不同。经济学的构造性和理论完备程度,都远远超过其他社会学科,这使得经济学常常跨越传统的学术界限,进入到其他学科研究的领域。城市规划与其固守传统的学术范畴,排斥经济学的侵入,还不如对经济学工具中不合意的部分加以改造,并“借船出海”,将城市规划发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来源】
  赵燕菁. 城市规划的经济学思考.厦门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成立20周年学术讲座,此文将发表在《公共管理事务评论》上.

 

【内容】
  住房问题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

  住宅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问题,其本质相当于新一轮“土改”,是对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初始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所不同的是,农业时代的土改,分配的是耕地,农民无需迁移,只需把耕地就地均分给农民。而工业化时代的“土改”,分配的是城市资源,需要劳动力在空间上异地转移。没有政府的参与(强征土地,配套后再分配给新居民),城市原始生产要素的均分不可能自发完成。
   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几乎都集中在过剩资金,但却忽略了更加危险的过剩人口。“住房新政”,关注的也主要是现有城市居民的置业,却忽略了更加急迫的流动人口的住宅需求。正确的住宅政策,应当可以使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水库”,将危险的流动性(资金和劳动力)稳定下来,凝结成社会的资源和财富。而如果选择了正确战略,过剩的资金和人口,就不再是发展的风险,而是发展机会;居高不下的增长速度,也就不再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宏观调控的答案。

【来源】
  赵燕菁. 吴伟科.“城市住宅”实质上是分配问题.中国财经报,2007年12月25日




 


【作者】
  
周岚,江苏省建设厅厅长。

【内容】
  历史文化资源要“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串起来、用起来”
  今天中国历史文化保护面临的冲击远远大于西方曾经历的,西方的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并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道路。如何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面对城市中历经现代化建设改造和自然损毁等影响而“残存下来的历史碎片”,现实中行动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纸面的理论探讨。我认为五方面行动对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至关重要,那就是“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串起来、用起来”。“找出来”是指开展系统的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库工作,“保下来”是指采用不同策略分级分类进行保护,“亮出来”是指结合城市添绿行动计划把“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资源展示出来, “串起来”是指用城墙、城河、林荫道等廊道把散点的历史资源串联整合形成历史文化网络体系,“用起来”是指要“活保”历史文化资源,让历史空间和资源富有当代功用和活力。

【来源】
  周岚.在“快速变化”年代保护城市“不变”的文化脉络——南京城市规划的探索.“中国城市1/4世纪的变迁”国际研讨会,2007年3月新加坡国立大学

 

【内容】
  城市规划实施行动计划是规划引导城市成长的良好工具

  中国城市近几十年的变化,是其他国家几百年历程的浓缩。长时段的城市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出现,呈现出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因此现实中的规划工作就远不仅是描绘静态图纸,还必须寻找出连接规划理想和城市现实的行动策略和路径,也即城市规划不应仅仅规划城市空间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内容,还应该规划与此相关的实施路径和关键行动,比如近期建设规划,城市规划年度实施行动计划,甚至更加专项的规划实施行动计划等。南京的实践证明城市规划实施行动计划是规划引导城市成长的良好工具,如秦淮河环境整治综合规划年度行动计划、老城区添绿规划年度行动计划、民国建筑保护规划年度行动计划等,都直接引导并促进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

【来源】
   周岚.南京外秦淮河沿线人居环境改善规划及实施.联合国人居署“最佳规划实践案例”专家论坛,2007年11月罗马

【内容】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更加突出城市的核心内容“6211”
  在城市快速发展变化阶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关键是控制好最需要关注的城市核心内容。我认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最核心内容是“6211”:“6”是指“道路红线、绿化绿线、文物紫线、河道兰线、高压黑线和轨道橙线”六线,“2”是指公益性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两种用地,“11”则分别是指高度分区和特色意图区。

【来源】
  
周岚,叶斌,徐明尧.探索面向管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架构——以南京为例.城市规划,2007(3)

【内容】
  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需要更加重视规划管理
  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脱节是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顽疾,虽然业内一直呼吁解决城市规划的实效性问题,但是规划编制过于理想、规划管理过于现实的“两极”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同规划管理未得到足够重视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我们行业对于规划管理工作的重视仍停留在“三分规划、七分管理”的口头上。

【来源】
  周岚,何流.城市规划的“赛先生”、“德先生”、“律先生”——以南京为例.城市规划,2007(8)




 


【作者】
  
王军,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内容】
  两样东西改变城市
  19世纪下半叶,人类发明的两样东西改变了城市,一是电梯,二是汽车。电梯使城市向高空生长,汽车使城市在大地蔓延。
  城市便有了两样东西,一是摩天楼,二是高速路。摩天楼把街道立了起来,它腾出了空地,汽车便当然地侵入。
  高速路让人类像寄生虫那样活在了车里。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要足够宽,行人要足够少,一切以车速为尺度。一个自然人失去了站在街道上的尊严,最“自然”的方式就是驾车狂奔。
  为汽车而造的城市甚至没有了逛街的乐趣,人们便追问城市的意义。
  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正在中国展开,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来源】
  王军.当城市为汽车而造.《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7月2日

 

【内容】
  住房保障是名城保护之基

  “改善百姓居住条件”不是拆毁历史文化名城的理由。住房保障是名城保护之基,有了它,保护归保护,救济归救济,矛盾才能从对立走向统一。说到底,民生靠保不靠拆,这个“保”,是住房保障之保、物权保护之保,一个和谐的社会是拆不出来的。

【来源】
   王军.民生靠保不靠拆.《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10月8日

【内容】
  奥运会与北京的城市建设
  人们看到,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耗资巨大的地铁建设计划在北京加快实施,同时,这个城市仍在大规模地修建宽马路和立交桥。本该此消彼长的小汽车与公共交通,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在北京齐头并进地发展着。它告诉人们,北京的城市现状是20世纪以来人类各种建筑与规划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奥运会只是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呈现。

【来源】
  王军.奥运会带给北京的城市遗产.法国建筑师协会“中国城市展”,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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